“我憑本事借到的錢，為什么要還?”、“只要沒有固定工作，擼了不還當老賴又能怎么樣?”、“報案、起訴、發律師函等這些都是催收狗的慣用技倆，只要保留他們威脅你的證據就可以投訴，讓他們免利息免罰息”… …，在不少反催收性質的QQ群、微信群和貼吧里面充斥著大量類似的言論，甚至在一些短視頻平臺、閑置物品售賣網站也存在不少反催收中介提供的有償咨詢服務。

事實上，隨著前兩年網貸、信用卡分期等消費金融快速發展，由惡意逃廢債的反催收人士成立的“反催收聯盟”悄然興起，既有公司化運作，也有個人組團運作。特別是今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反催收聯盟再度來襲。據南都記者調查了解，疫情之下，不少銀行信用卡中心、持牌消費金融機構因受“反催收聯盟“的抱團攻擊，逾期率明顯激增。

反催收套路

造噱頭、施壓、升級投訴

今年3月，因為信用卡出現逾期，阿龍(化名)加了一個“逾期收抱團取暖”的微信群。阿龍告訴記者，群里大多都是一些在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網貸平臺借款出現逾期的人，他們日常分享的話題主要圍繞逾期后如何面對催收。

“群里面也有一些自稱可以提供專業債務處理的中介機構，他們中有為了防止被欠款平臺催收，為欠債用戶提供通訊錄防爆攔截服務的;也有為避免被銀行催收起訴，代理用戶與銀行‘協商’免息分期還款服務的。”阿龍表示。

南都記者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上，以“反催收”、“債務處理”等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后發現不少針對逾期提供服務的中介機構和個人，他們主要在這些社交平臺上通過發帖的形式宣傳自己的業務。

王林(化名)就是專門為銀行信用卡逾期用戶提供協商停息分期服務的中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介紹到：“浦發、交行、招行、平安等十多家銀行的信用卡逾期分期全國可做，通過二次協商分期，幫你擺脫電話短信催收，幫你減免每個月還款壓力，幫你重新制定分期方案，最長60期”。

在南都記者與王林的溝通中，他詳細詢問了記者的逾期信用卡的銀行名稱、金額、逾期時間、收入水平，以及想要協商多少期還款等信息，然后讓記者準備好身份證、信用卡照片、預留手機號、郵箱等資料，他們那邊會提供委托書以及申請表，然后他們就可以代理用戶去與銀行協商停息分期適宜。

對于收費情況，王林表示，信用卡逾期兩萬元左右收費在1800，大概是逾期金額的8.5%左右，如果逾期的金額較大，費用還可以有優惠。據阿龍表示，這類服務收費少則兩三百，多則能收到負債金額的20%左右。

此外，對于記者提到之前咨詢銀行并未有停息分期這項服務時，王林表示：“個人沒有辦法申請，所以需要我們專業公司來做。” 至于具體如何與銀行協商操作，王林并未詳細告知。

而林凡(化名)則主要是為網貸逾期用戶提供通訊錄防爆攔截服務的。在其微博帖子里提到“有網貸不打算還的，逾期暫時還不上的，做個防爆攔截強制上岸”。事實上，在閑置物品售賣網站“閑魚”上搜索“防催收”等關鍵詞，里面也出現不少網貸逾期通訊錄防爆軟件的售賣，價格在1元到100元不等。

除了“防催收”、“反催收”中介，還有不少逾期欠債人士組成的“反催收聯盟”。華南地區某股份制銀行信用卡中心負責人向南都記者表示，在一些反催收群里少則幾十人，多則兩百余人，群里有專人教大家如何與銀行溝通、如何寫投訴材料，甚至有完整的投訴模板。

而這類反催收的套路的核心就是“把事鬧大”，迫使金融機構作出讓步。據上述負責人介紹，這些反催收的套路中有讓逾期客戶制造“噱頭”，揚言以群訪、自殺等影響社會穩定的手段，要求銀行從寬處理，達到減免費用、寬限還款等目的;也有借助百度貼吧、新浪微博等公眾網絡平臺，將逾期客戶的信訪材料廣為傳播，以制造所謂“聲勢”;還有提供投訴模板、各監管機構投訴地址等，教唆逾期客戶向監管機構施壓，升級投訴。

搭便車

“反催收聯盟”借疫反撲

事實上，今年疫情爆發以來，貸款逾期問題讓不少金融機構倍感頭疼。僅從信用卡公布的數據就可見一斑。央行此前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顯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918.75億元，占信用卡應償信貸余額的1.27%。

在逾期問題的背后，是不少反催收聯盟成員利用政策傾斜“搭便車”。在疫情發生不久后，央行、銀保監會等多部門陸續出臺了多項舉措強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為在疫情期間受疫情影響人員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然而，原本這些為照顧受疫情影響人群出臺的福利政策，但卻被一些反催收人員借題發揮，將政策變為其拖延還款、逃避催收的“理由”。

“疫情期間我們公司的投訴量大幅上升，八成以上的客戶反饋疫情導致沒有收入或收入減少，要求停止催收和享受減免”，某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負責人向南都記者表示，但據我們了解，真正受疫情影響導致還款能力喪失的用戶比例不高，其中超過5成聲稱受到疫情影響的用戶其實是借機延遲還款或者爭取各類針對疫情的優惠政策，一旦不滿足其要求就威脅投訴，給催收工作帶來的較大的困難。

除了金融科技公司外，持牌的金融消費機構也受到了反催收聯盟的沖擊。某消費金融公司催收部門負責人向南都記者表示：“去年沒有疫情，我們停催也就四五千萬，但是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我們停催一兩億，池子突然增長了兩三倍。不僅如此，我們的投訴量激增，過去一年銀保監會的投訴也就100多單，但今年截至5月底就有320多單投訴”。

“近兩三個月，我們催收近三四成的借款人都是通過代理人溝跟我們溝通，號稱是自己的‘表哥’‘親戚’等”，上述催收部門負責人表示，但一張口就知道他們是專業的，不僅對催收整個流程了如指掌，而且知道企業和監管的痛點。

而這種現象的發生不止于此。另一家某股份制銀行信用卡中心人士也向南都記者表示，今年一季度，資管部門收到的套用模板類的投訴占到了投訴量的80%，給銀行日常處理協商還款造成了很大困擾。

對于銀行來說，一方面要響應監管要求，“在信貸政策上予以適當傾斜，合理延后還款期限、征信上予以寬限”，但另一方面，如何識別受疫情影響還款困難的客戶，在實際執行上存在難度。上述人士表示，一線防控人員和患者的身份相對好認定，其他情況責缺乏有效的識別手段。與此同時，協商中介的涌入更加大了識別難度。

事實上，疫情發生以來，受反催收教唆或中介代理風險的客戶增多，導致催收人員在溝通時處理難度增加。上述銀行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在這個過程中甚至有客戶通過激怒催收員等方式，收集銀行失誤的證據。此外，要求分期、減免費用的客戶增加，欠款回籠的周期延長，銀行利費收入減少;逾期欠款協商分期后，再次逾期的風險也進一步增加，后續催還難度加大。

監管加碼

加大對“逃廢債”打擊

正因為反催收產業日益猖獗，在今年的兩會上，“打擊惡意逃廢債”作為穩金融的重要手段，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簡稱《報告》)。《報告》起草組成員孫國君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共修改89處，將“打擊惡意逃廢債”增加進政府工作報告。

而監管部門對這類反催收聯盟也是保持高壓態勢。在去年9月，廣東銀保監局發布“關于防范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的風險提示。廣東銀保監局提示稱，“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行為，不僅擾亂消費者還款計劃，而且嚴重損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表現形式包括收取高額傭金、增加了還款費用、個人征信系統留有不良記錄。

除了金融監管部門，公檢法部門也加入對此類行為的打擊中。此前，深圳市福田區出臺了《關于督促網貸借款人履行還款義務的函》。而深圳公安局南山分局近期在通報中也指出，警方已梳理、查封部分平臺惡意借款人名下資產，并對相關銀行賬戶進行凍結，對此類人群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可將類似經驗推廣至全國。

面對惡意反催收，有金融機構人士向南都記者表示，監管部門要出臺相應措施，打擊反催收團體這種借機招攬錢財惡意破壞國家信用體系的行為;而公安機關也可以多舉措打擊欺詐。逃廢債案件普遍金額小，加上資金方屬地分散，很難通過向公安機關報案解決問題。建議對惡意逃廢債，經催收后仍不履行還款義務，涉嫌構成共同犯罪的，公安機關予以嚴厲打擊。

反催收對行業與社會穩定造成的不良影響，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在北京市君澤君(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徐進偉看來，反催收組織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金融機構的正常催收秩序，導致原本可能與債務人達成的還款計劃擱置，進一步提升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壞、呆帳問題進一步突出。

反催收產業除了對金融系統造成危害外，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海清認為，反催收產業的“流行”還會給債務人帶來包括刑民事責任在內的多種法律風險，“由于所謂的“反催收”產業尚未有明確的監管措施，其組成人員也良莠不齊，債務人一旦被鉆了空子的不法分子所利用，進而陷入‘套路貸’的泥沼，將給自己、給家庭帶來更大的危害，從而成為刑事犯罪的受害人。”(記者 田姣 )